安徽农学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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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霖毒火论治疫疹临床特色

余霖(1723—1795),字师愚,安徽桐城人,晚清著名温病学家。其以毒火论治热疫,用重剂石膏治之,活人无数。著作《疫疹一得》详论了疫病的发生、辨证、治疗以及预后等,是余霖三十余年治疫经验的结晶,该书还清楚地记录了乾隆戊子年瘟疫大流行的情况。现就余师愚“毒火”论治疫疹临床特色探析如下。

1 气运失常,毒火为根

《素问·宝命全形论》曰:“人秉天地之气生,四时之法成”,《素问·六节藏象论》曰:“天食人以五气,地食人以五味”,指出人无时无刻不受天地运气及四时之气的影响,人的生老病死皆与天地息息相关。余霖观察到他所处的朝代疫疹与伤寒大不相同,非寒邪致病,而是热疫。究其原因,余霖曰:“疫疹之有于汉后者,可悟运气之使然也。”[1]23气运的失常则是戾气产生的必要条件。当天地中有戾气时,则人必有戾气引发的症状。“人身一小天地,天地有如是之疠气,人即有如是之疠疾。”[1]2

余霖明确提出热疫的病因为毒火,“疫既曰毒,其为火也明也”[1]25。火之为病,五脏皆受其害,不同于湿邪缠绵难愈,毒火传变甚速,易入里戕害百骸。因时代局限,余霖无法区别到底是何毒,但通过精研《黄帝内经》运气部分及对染疫后患者症状细致入微的观察,余霖认为毒火和运气变化失常密切相关。《疫疹一得》清楚地记录了戊子(1768年)、丙午(1786年)、壬子(1792年)、癸丑(1793年)、甲寅(1794年)所流行的温疫,疫发之时均为夏季或春夏间。查看这几年瘟疫发生时运气均与“火”密切相关,温疫发生时段均是二火加临合行其令。从当时运气条件来看,是暴暑引发的暑热疫[2]。热疫初期,头痛如劈、上吐下泻、但头汗出、斑疹,皆是毒火为病。

余霖根据运气为暑热疫特点,以君药为大剂量石膏的清瘟败毒饮清热泻火解毒,取得满意的疗效。纪晓岚《阅微草堂笔记》记载治疫的桐城人即为余霖。乾隆五十七年,京城瘟疫流行,余霖好友蔡曾源谒选入都,家人一半染疫,经余霖治疗,“辙霍然已”。经其记录得知,经余霖所治的其他病患也十愈八九。

2 疫疹轻重,随症施治

既明晰致病原因为毒火,余霖又从脉象、舌象、疹之形色、痈疮、全身症状等来综合区分疫疹的轻重,病轻用轻药,病重用重药,随症治之。

2.1 脉象 因是热疫,则脉皆数。基本为三种脉象:浮大而数,是为轻症,用凉散法治之;沉细而数,则毒火深入,必须大剂清解;脉伏,若隐若现,则为险证。此种脉象多与误治有关。除了注意脉象的浮沉,还要审脉的强弱。脉象有力则可用下法通便,脉象无力用下法会徒伤正气,引邪入里。余霖通过脉象辨别正气盛衰和邪气强弱,邪气愈强,正气越弱,则用药越重;正气愈强,邪气愈弱,则用药越轻。以脉测证,精准无误。

2.2 舌象 余霖列了三种易与伤寒混淆的舌象。其一为舌苔满口如霜,其二为舌上白点如珍珠,其三为舌苔如腻粉。疫症中见此三种舌皆为火极水化,为热疫重症。余霖曰比芒刺舌更为严重。须加大清热泻火解毒力度,万不可作为寒症的依据,而用温散。

2.3 疹 疹分形态和色泽,疹形态的松浮和紧束则代表了疫病愈后的好坏。虽然疹色紫黑,但是松活外现,则愈后较佳,疹色红活,但紧束有根,则愈后不良。

疹的颜色则是辨别疫疹血热程度的指标。淡红而润,是最轻证;深红,则比淡红稍重,用凉血轻剂即可转为淡红;色艳如胭脂,为血热之极,需用凉血中剂;色紫赤而类似于鸡冠花,则须凉血重剂加紫草、桃仁才可。更有疫病瘥后红白砂,是毒透之佳象。

2.4 痈疮 人体表除了有斑疹,还会有痈疮。分为两种情况,一种为红肿硬痛,为毒之发扬;一种为平扁不起,为毒之内伏。如何区分杂病疫病引起的痈疮,则要根据脉象和症状具体分析。若是脉象为沉细而数,再加上头痛如劈,则必然是热疫引起的疮疡。否则绝不可温托妄施,以免病情恶化。

2.5 全身症状 余霖亲列五十二疫证来区分时病和疫病,根据病证辨别疫病的轻重。其中记载了很多阳极似阴的重症,不可不辨,免滥用温药。如四肢逆冷为毒火郁于脾经,不得透解;色如蒙垢,浑身如冰,六脉沉细则为毒之隐伏。对于兼证余霖也详列加减方药治之。如溺血则增生地,加滑石、桃仁、茅根、琥珀、川牛膝、棕灰凉血止血;周身发黄则加重栀子解毒,加茵陈、滑石等通利小便使湿热邪从小便而去。

除此外余霖还注重妊娠疫病的治疗。染疫后,不可以舍病保胎,而应该追根溯源竭力清解凉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