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地域广阔，内有山川河流，皖南和皖北地区在语言、习俗、风情等方面都存在较大差异，由此产生了数量庞大、形式多样、色彩丰富的民歌戏曲艺术。作曲家以耳熟能详的民歌戏曲为主题，创作了一批具有强烈民族符号的安徽特色音乐作品，如姚盛昌四乐章交响曲《黄山·黄梅》、孙中生管弦乐作品《花鼓灯快速波尔卡》、杨一博交响乐作品《安徽民歌组曲》等。本文以此类作品为研究样本，从民族民间元素的运用、曲式结构与民间小调的碰撞、配器音响突显民族韵味等方面分析安徽特色交响乐作品，探索民族符号在当代交响乐作品中的创新运用。

一、民族元素在交响乐创作中的运用

以戏曲、民歌为代表的民间艺术，其所具有的融汇性和守成性为音乐作品创作带来了特色鲜明的音乐语言，也符合安徽文化审美的实践基础。基于民族民间元素创作出的音乐作品，表现出包含于不同层面的结构力［1］。

（一）民族音乐元素在交响乐作品中的“显性”应用

在安徽特色交响乐作品中，作曲家就地取材，以代表性乐曲为材料，直接引入乐章或移植戏曲唱腔的手法较为常见。如交响曲《黄山·黄梅》选择黄梅戏传统剧目《天仙配》中的《满工对唱》旋律作为第二乐章的主题。《安徽民歌组曲》的七首作品均以脍炙人口的民间歌曲旋律为素材，部分作品直接引用安徽地方民间歌曲主题旋律，音乐语言与原民歌在很大程度上保持一致。例如：《划龙船》原是当涂民歌，作曲家直接采用民歌旋律作为主题；《摘石榴》主题部分采用五河县民歌；《小石桥》通篇充斥着具有徽剧昆腔的屯溪民歌；《凤阳花鼓》直接采用凤阳民歌的旋律节奏为全曲主题。

（二）民族音乐元素在交响乐作品中的再创作

与直白地对民歌旋律进行配器改编的创作方式不同，安徽特色交响乐作品根据音乐内容，以交响乐的形式再创作的作品占比更大，此类作品丰富了地方民歌、戏曲的主题内容，从形式到内容上实现了中国民间文化和西方音乐体裁的融合。

花鼓灯起源于安徽淮河流域，其音乐以花鼓灯锣鼓为主导，穿插灯歌、舞蹈等表演形式，极具地域特色。波尔卡是捷克民间舞蹈表演形式，音乐风格明快活泼，多采用2/4拍。《花鼓灯快速波尔卡》作曲家将两种不同民族的民间舞蹈音乐元素打碎、交融，以花鼓灯节奏型为主题，与波尔卡的曲式相结合，展现全曲。在西洋曲式结构下完整保留了民族符号，使听众易于产生共鸣。

作品《凤阳花鼓》，作曲家有意引用花鼓灯的打击乐写法，用复调卡农的形式，长笛、单簧管、双簧管交替出现，描绘出安徽大地热闹喜庆的场面，并刻意夸张歌曲中的某些旋律段落，为听众展现交响化的《凤阳花鼓》。

纵观这几首交响乐作品，作曲家均采用了安徽民歌、戏曲中的音乐元素。这种采用不是原样移植，而是多以民间音乐元素为材料，或为引子，或为主题，刻意追求交响乐的民族化。

二、中西合璧奏响徽风皖韵的“安徽交响”

如果说直接借用安徽地方戏曲、民间音乐旋律、节奏形态以及调式调性让传统音乐的表象形态得以在交响乐中具象化［2］，那么在曲式结构和配器上的理性布局则赋予了安徽特色交响乐作品逻辑思维，使其更具传播性。

（一）曲式结构上的中西融会

安徽特色交响乐作品，作曲家从曲式结构上将基于不同文化背景的结构形式相结合，利用西方音乐作品的结构动力，展现强烈的地方特色、民族特色。例如：《黄山·黄梅》四个乐章分别采用奏鸣曲式、变奏曲式、分节歌与变奏手法相结合，以及二部性结构与再现相结合的形式，既保留了安徽地方黄梅调音乐的风格，又采用西方音乐中典型的变奏手法对音乐进行展开。

《花鼓灯快速波尔卡》虽然运用了淮河流域的花鼓灯素材，却采用西洋曲式中三部曲式写成，结构更完整，有助于突出全曲主题。

民间歌曲曲式结构相对单一，《安徽民歌组曲》对以一部曲式结构为主的原民歌小调进行了加工，为听众提供符合交响乐作品规范的曲式结构。当中的每一首作品都会将原本单调的民歌旋律通过变奏、重复、再现等手段重新创作，使其艺术性、传播性得到增强。经过作曲家的再创作，大部分作品均采用再现单三部、变奏曲式等曲式结构，即便仍保留一部曲式，陈述结构也进行了大面积扩展。

（二）和声、织体巧妙突显民族化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