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麦下来了，过段时间就能吃上新麦面粉做的馒头了。

老家把馒头叫作饽饽，但馒头作坊里蒸的馒头却被叫作馍馍。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已经有骑着自行车、载着驮篓，走街串巷换馍馍的小商人了。

若是夏天，太阳刚刚升起，还在赖床的我便迷迷糊糊听到了“馍馍——馍馍——”的叫卖声。我会一骨碌爬起来，侧耳倾听，直到声音渐渐低下去，消失在街巷尽头，我又“扑通”一声躺下，眯起眼，任由对馍馍的各种想象盘旋在脑海。

我最喜欢冬天听“馍馍”的叫卖声。我一直相信，冬天才是真正属于村里人的，乡亲们吃过早饭便倚在墙根的玉米秸上晒太阳、拉家常——这时，换馍馍的来了。粗犷的叫卖声穿透了整个村庄，在村东叫卖，声音竟然能在村西回荡。因为起得晚、做饭迟，若遇到有急事，赶紧去换几个馍馍吃吧！

那个年代，哪家有闲钱去买馍馍呢？都是拿小麦或者玉米换。能顿顿吃上小麦面粉那可是稀罕事，吃玉米面和着蔬菜叶蒸的窝窝头，则是家常便饭了。 最深刻的记忆，是我五六岁那年一个冬日，母亲拿着一瓢小麦去换了一斤馍馍。

我那天起得特别早，大街上传来“馍馍——馍馍——”的叫卖声。母亲跟父亲商量说：“今早不做饭了，换几个馍馍就着咸菜吃吧！”父亲边生炉子边点了点头。母亲去盛粮食的大瓮里舀了一瓢小麦，拿上一个小笼扇，便唤我一起来到了大街上。

卖馍馍的人支起了自行车，坐在街边一块条石上抽着烟卷。看到母亲端着瓢走过来，他站起来主动打招呼：“大嫂，换俩馍馍吃？”

“你这馍馍是早上刚做的吧？”母亲问。

“大嫂，你看，还冒着热气呢！”卖馍馍的人边说边掀起了盖在驮篓上的小白棉被。

一股热气升腾起来，在寒冬清冽的早晨氤氲着，显得尤其热烈而芬芳。我使劲吸了吸鼻子。

“大嫂，俺这馍馍，可是纯手工的，早上三点就起来揉面，你看，饧得多好、多结实。用柴火烧大锅蒸的，熟得多透！”那人用一块干净的白纱布，抓起一个馍馍给我们看。

“俺这麦子也不差！看，又饱满又干净，一点沙子也没有。给来一斤吧！”母亲说着，把瓢递给他。

用老旧的杆秤称够一斤二两小麦后，他把瓢递给了母亲，又转身从驮篓里抓起四个馍馍放到了我提来的小笼扇里。

我到底吃了两个还是三个馍馍呢？真香啊！我先把皮揭下来，放在嘴里嚼着，筋道！然后吃它的瓤，一层一层的，满溢着甜丝丝的麦香，比自己家里蒸的还要好吃！

后来，又用小麦换过很多次馍馍，却再也吃不到那次的味道了。

一年一年过得真快！家里的地还是叫作北大方的那一块，但是舍得用肥料了，有了机井不怕干旱了，小麦的产量也上来了，家里可以天天有馒头吃了。

二姐在职高住校读书时，是不是顿顿吃馒头呢？我从没问过她这个问题，但是她那个周六放学后，从学校食堂里买回来的两个馒头，让我对学校食堂产生了向往。

那是两个加了碱的馒头，跟家里用“引子”也就是自制的酵母蒸出来的馒头是有很大区别的。它发黄、蓬松，有一点涩味。

母亲说，馒头加碱，是因为发面的时候“老面”发酸，要用碱来中和，碱加多了“不好吃，不好吃”。

“比你蒸的好吃呢！”我跟母亲犟。

母亲听了，就让二姐到周末时再给我带两个馒头回来。

我后来又吃过好几次二姐从学校带回来的馒头。直到读大学，我一直吃着学校食堂的馒头，吃得津津有味。

等到广西桂林读研究生，我却为吃不到馒头烦恼了好一阵儿。

对我来说，不吃馒头就等于没吃饭。于是，找到馒头成了我刚入学那段时间的“奋斗目标”。

好在大学生公寓城西北角的菜市场里，有一个四十来岁的安徽人在卖馒头。只要天气和时间允许，一到傍晚，我便急急忙忙地奔向菜市场，只为能吃上馒头。

桂林三年，我几乎每天都有口福吃一顿馒头。感谢那个安徽人，让独在异乡的我，感觉并不是陌生人。

现在身处泉城济南，只要愿意，可以顿顿吃馒头。妻子现在也学会了发面、蒸馒头，于我而言，有馒头的日子，便是岁月静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