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农学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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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月氤氲馒头香

新麦下来了,过段时间就能吃上新麦面粉做的馒头了。

老家把馒头叫作饽饽,但馒头作坊里蒸的馒头却被叫作馍馍。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已经有骑着自行车、载着驮篓,走街串巷换馍馍的小商人了。

若是夏天,太阳刚刚升起,还在赖床的我便迷迷糊糊听到了“馍馍——馍馍——”的叫卖声。我会一骨碌爬起来,侧耳倾听,直到声音渐渐低下去,消失在街巷尽头,我又“扑通”一声躺下,眯起眼,任由对馍馍的各种想象盘旋在脑海。

我最喜欢冬天听“馍馍”的叫卖声。我一直相信,冬天才是真正属于村里人的,乡亲们吃过早饭便倚在墙根的玉米秸上晒太阳、拉家常——这时,换馍馍的来了。粗犷的叫卖声穿透了整个村庄,在村东叫卖,声音竟然能在村西回荡。因为起得晚、做饭迟,若遇到有急事,赶紧去换几个馍馍吃吧!

那个年代,哪家有闲钱去买馍馍呢?都是拿小麦或者玉米换。能顿顿吃上小麦面粉那可是稀罕事,吃玉米面和着蔬菜叶蒸的窝窝头,则是家常便饭了。 最深刻的记忆,是我五六岁那年一个冬日,母亲拿着一瓢小麦去换了一斤馍馍。

我那天起得特别早,大街上传来“馍馍——馍馍——”的叫卖声。母亲跟父亲商量说:“今早不做饭了,换几个馍馍就着咸菜吃吧!”父亲边生炉子边点了点头。母亲去盛粮食的大瓮里舀了一瓢小麦,拿上一个小笼扇,便唤我一起来到了大街上。

卖馍馍的人支起了自行车,坐在街边一块条石上抽着烟卷。看到母亲端着瓢走过来,他站起来主动打招呼:“大嫂,换俩馍馍吃?”

“你这馍馍是早上刚做的吧?”母亲问。

“大嫂,你看,还冒着热气呢!”卖馍馍的人边说边掀起了盖在驮篓上的小白棉被。

一股热气升腾起来,在寒冬清冽的早晨氤氲着,显得尤其热烈而芬芳。我使劲吸了吸鼻子。

“大嫂,俺这馍馍,可是纯手工的,早上三点就起来揉面,你看,饧得多好、多结实。用柴火烧大锅蒸的,熟得多透!”那人用一块干净的白纱布,抓起一个馍馍给我们看。

“俺这麦子也不差!看,又饱满又干净,一点沙子也没有。给来一斤吧!”母亲说着,把瓢递给他。

用老旧的杆秤称够一斤二两小麦后,他把瓢递给了母亲,又转身从驮篓里抓起四个馍馍放到了我提来的小笼扇里。

我到底吃了两个还是三个馍馍呢?真香啊!我先把皮揭下来,放在嘴里嚼着,筋道!然后吃它的瓤,一层一层的,满溢着甜丝丝的麦香,比自己家里蒸的还要好吃!

后来,又用小麦换过很多次馍馍,却再也吃不到那次的味道了。

一年一年过得真快!家里的地还是叫作北大方的那一块,但是舍得用肥料了,有了机井不怕干旱了,小麦的产量也上来了,家里可以天天有馒头吃了。

二姐在职高住校读书时,是不是顿顿吃馒头呢?我从没问过她这个问题,但是她那个周六放学后,从学校食堂里买回来的两个馒头,让我对学校食堂产生了向往。

那是两个加了碱的馒头,跟家里用“引子”也就是自制的酵母蒸出来的馒头是有很大区别的。它发黄、蓬松,有一点涩味。

母亲说,馒头加碱,是因为发面的时候“老面”发酸,要用碱来中和,碱加多了“不好吃,不好吃”。

“比你蒸的好吃呢!”我跟母亲犟。

母亲听了,就让二姐到周末时再给我带两个馒头回来。

我后来又吃过好几次二姐从学校带回来的馒头。直到读大学,我一直吃着学校食堂的馒头,吃得津津有味。

等到广西桂林读研究生,我却为吃不到馒头烦恼了好一阵儿。

对我来说,不吃馒头就等于没吃饭。于是,找到馒头成了我刚入学那段时间的“奋斗目标”。

好在大学生公寓城西北角的菜市场里,有一个四十来岁的安徽人在卖馒头。只要天气和时间允许,一到傍晚,我便急急忙忙地奔向菜市场,只为能吃上馒头。

桂林三年,我几乎每天都有口福吃一顿馒头。感谢那个安徽人,让独在异乡的我,感觉并不是陌生人。

现在身处泉城济南,只要愿意,可以顿顿吃馒头。妻子现在也学会了发面、蒸馒头,于我而言,有馒头的日子,便是岁月静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