籍 贯

“籍贯”一词，在相当长的年头里，于我而言是陌生且模糊的。

籍贯，乃祖居地或原籍之意。这个我很小就知道。父亲出生于安徽，于是我从小到大所填各色表格上，籍贯一栏均为“安徽”。那真是个抽象之地，遥远所在，面目模糊。我甚至不确定，在中国辽阔版图上，它到底归属于北方还是南方。父亲抠了半天脑壳才说，淮河以北算北方，淮河以南算南方，老家利辛县在淮河以北，那就属北方了。呵，那我算北方人吧。

幼时每按父亲指点填写此栏，总有几分好奇，还有几分隐隐的不快：父亲母亲，一个安徽一个重庆，凭啥我们后辈的籍贯就得照父亲的来，这不是男尊女卑是啥？

自小生在重庆长在重庆，感情的天平自然朝着抬眼可见的高楼、奔涌流远的长江嘉陵江以及紧贴江畔的吊脚楼、黄桷树倾斜。无数次填写“籍贯”一栏，落笔前总会闪过一个念头：就填“重庆”，又怎么样呢？年岁渐长，类似恶作剧想法不再蠢蠢欲动，但“安徽”一词终与我隔一层说厚不厚的膜。触不到那膜背后的温度与质地，内心难免滋生些许轻慢，觉得自己完全一辈子不必想它，不必见它，更谈不上接触它，喜欢它。

总听大人们说，重庆婆娘长得乖，性子泼辣，做事利索，在家有一统天下的气场。此话用以概括我家状况亦颇贴切。母亲出生于重庆巴县（现巴南区），我外公是地主，外婆自然是地主婆，两口子小有薄田。家境过得去，父母尚开明，我母亲小小年纪便独自进城读书，后考入护士学校，毕业后分到西南医院烧伤科成为军医。乡下女孩，靠寒窗苦读走出农村成为医生，且是军医，无论在哪个年代，都无疑是光宗耀祖的一件事。

母亲聪明善学，论文上过专业医学杂志，一手字尤其漂亮，完全有资格嘲笑我“字如狗爬”。然大时代洪流中，个体命运总难预料。受家庭成分牵连，几年后，母亲不得不离开军队进入地方厂子，在医务室当医生。为不拖累恋人，她咬牙斩断情缘，后经人介绍与我父亲结婚。父亲是乡下苦水里泡大的娃，靠考上大学改变了命运，典型的根正苗红。“人老实，能过日子就好。”多年后，说起与父亲的姻缘，母亲总这样说。父亲则多是憨笑：“人家介绍我们见面，我一见你妈呢，她就坐着笑，也不说啥，一看就心好。”

厂子不大，几百人。工人们文化程度不高，心地良善热忱，性子直率火爆，对有点文化的多少常常视为另类，称之为“老九”。我父母和厂里为数不多的来自上海、东北的技术员、工程师自然划归“老九”行列。日子久了，工人们发现，头疼脑热啥的，没能识字断方的“老九”还真没辙儿。“头痛？找穆医生噻！”“脚划破了？找穆医生噻！”母亲看病在行做事认真，大家敬畏她。她冷面，话不多，慢慢也接受了命运安排，在郊区小厂扎下了根。

父母埋头吃技术饭，不招惹谁。尤其父亲，个子近一米八，说话不过脑，喜怒皆形于色，重庆话叫“汉大心直”，倒与大大咧咧的工人师傅们颇为投缘。“大汉”心大，嗓门也大，我家住厂区红砖房四楼，只要父亲踏上一楼，那嗓音绝对直冲自家屋门口。“你爸回来了，快端菜上桌。”话音未落，父亲跟着“哐哐”便踏进屋门了。

我是听着父亲的淮北口音长大的，有些近似于河南腔，偶尔裹点夹生重庆话，母亲称其“南腔北调”。20世纪70年代物质匮乏，小学同学们来家玩，父亲笑呵呵捧出铁皮饼干筒装的糖果分给大家吃。小伙伴并不全听得懂他的话，又不好意思问，于是常见这样的桥段：父亲问“你家几个孩呀”，嘴里塞满糖果的同学们你望我、我望你，而后一起卖力地将脑袋点得像鸡啄米。

如此并不影响同学们隔三岔五跑来分享我母亲做的可口饭菜，听父亲操着“南腔北调”讲解挠头的算术题。但凡有客人找来，大人小孩争先恐后如抢答：“哦哦晓得晓得！就是那个安徽人噻？”“走，我带你们去找他……”

我四岁多那年，弟弟出生了。隔壁嬢嬢神神道道贴我耳朵说，华华你要失宠了，北方人重男轻女哟！你马上要吃弟弟的剩菜，捡弟弟不要的衣服了！打量着床上那个皱眉皱眼的“小老头”，我满心醋意。

很意外，直到弟弟好几岁了，我也没体会到隔壁嬢嬢所说那种“失宠”的滋味，倒是体质羸弱的我每次生病，父亲都毫不犹豫“克扣”了弟弟日常与我分享的有限的几个鸡蛋，让我一人吃独食；我也从没捡过“弟弟不要”的旧衣旧物，一身上下都是父亲出差各地选购的新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