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农为本的思想在中国传统社会源远流长，历朝统治者重视农业生产的同时，却未能构建起配套的农业人才育植体系，被梁启超称之为“农而不士”。近代列强入侵，国门被迫打开，现代农学学术体系逐渐成型，农科正式独立。随着农科被纳入国家教育体系，农业专门人才的培养才正式起航，实现了“农有农士”。以往学界对于近代农科教育的研究，甚少结合农业人才观念由古代到近代的变迁加以探讨，也忽视了农学兴起和农科独立对近代农业人才培养的关键性作用。有鉴于此，本文将从农业人才培养观角度切入，结合西学东渐后学术体系的变化，探讨近代农科教育的兴起；及至当代，国家大力倡导强化乡村振兴的人才支撑，以期予以历史鉴戒。

一、农而不士：“重农本，轻农才”的古代传统

在古代中国，“重农本，轻农才”的思维定式长期存在。这并非否认历代统治者和士人群体重视农业在国家治理中的特殊地位，而是反映出国家教育体系在农业人才的培养上存在经年累月的历史缺口。

重农思想根植于传统农业社会的精神脊脉，农业知识与农业技术也得以世代传承。“夫有国者，莫不以农为本；有家者，莫不以食为本”［1］(P1)。农业生产如此重要，那么必然伴随着农业智慧的累积和流传。在上古传说中，最早的农业授业者正是那些上古先贤，他们教民农耕渔猎，农业知识得以传播。如“燧人之世，天下多水，故教民以渔”；“牺氏之世，天下多兽，故教民以猎”；神农氏制耒耜，授民以耕；帝妃嫘祖教民栽桑育蚕，缫丝制衣；尧“命四子，敬授民时”，又举弃（后稷）为农师，“教民稼穑，树艺五谷，五谷熟而民人育”。这些古老的神话叙述，是古代农业教育的萌燃星火，此中更多的是突显先贤之昭及其师者形象，所授对象是其所驭之民，并不涉及特定人才的培养。

在古代的农业传承中，农业教育在官方教育和私人授学中均有一定发展。官方的农业教育主要面向一般农民进行知识普及，多以维系统治为目的。在劝农机制下，朝廷通过设置劝农官等，专职劝课农桑、监察农事，也涉及农业教育。如周代的草人稻人、唐代的营田使、元朝大司农等，宋太宗时期还从民间征用农师指导农业生产，协助地方治理。在私学体系中，也出现了少量注重教授农业知识的代表性人物。春秋战国时期的许行，“为神农之言”，“徒数十人，皆衣褐，捆履，织席以为食”［2］(P123)，他也被认为是农家学派的代表人物。许行朴素的农业思想，聚集了一众门生。他在授业解惑的同时，还携学生真正躬耕于田间。明末清初张履祥耕田读书，授农教，主张“稼穑之艰，学者尤不可不知”［3］(P993)。清代的杨屾认为学贵实用，于是在乡村办学授农，并要求“凡我学人，案头须置农书，论文之余，即教子弟反复批阅，记诵诗歌论说，以明治生之本”［4］(P2)。然而，像许行等人这样通过耕读兼营，以私学方式培养农业人才的情况殊为鲜见。实际上，在大多数士人看来，“子弟以儒书为世业，毕力从之。力不能，则必亲农事，劳其身，食其力，乃能立其家”［5］(P1)。也就是说务农只是君子不能以儒入仕，退而求其次的办法。

在中国传统人才观及教育选拔体系中，这样长期忽视农业人才培养的主要原因是古代狭隘的“精英观”固化所致。具体来说，正是传统士人“君子观”中以“事农器”为耻的承袭蔓延。在孔子看来，“君子谋道不谋食”，“耕”和“学”显然是不同体系之下的生存方式。孟子又进一步对二者的追求目标做出区分，他认为君子所求的是忠仁之道，“教人以善谓之忠，为天下得人者谓之仁”，农夫只是以“百亩之不易为己忧”；先秦诸子之一的尸佼也有类似的观点，“农夫之耨，去害苗者也；贤者之治，去害义者也”［6］(P28)。传统儒学士人所追求的楷模如巍巍尧舜之辈，而“尧舜之治天下，岂无所用其心哉？亦不用于耕耳”［2］(P125)，这些圣人无暇于耕，君子要向其看齐，便不必事于农器。不唯如此，孟子还借批许行之口，衍生出大人小人、劳心劳力的区别，更以价值大小作比喻，“夫物之不齐，物之情也；或相倍蓰，或相什百，或相千万。……巨履小履同贾，人岂为之哉？从许子之道，相率而为伪者也，恶能治国家”［2］(P126)。孟子言下之意是，士农不仅有别，亦是不等价的。无论是许行，还是批评子路不分五谷的荷蓧丈人，在这些儒家圣人看来，“荷蓧、许行，识小而不识大，知同而不知别，重养而不重教。志乎均劳逸贫富贵贱，而未能察于人伦，遂废君臣上下之序，故孔孟不许之”［7］。也就是说，士人和农民二者追求不同，君子更无须习农。因此无怪于孔子并未将农业教育视为必应传授之科，并且在樊迟问稼时，称其为“小人”。长期以往，在儒家君子范式中，士、农有别，士人群体忽视甚至鄙视农事，以至于从农、授农、育农等均不为传统儒家士人们所注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