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我革命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品格，也是始终保持旺盛生命力的力量源泉。“支部是党的基本组织，是党深入群众的核心”[1,p19]，在党的组织体系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安徽是一个具有光荣革命传统和深厚革命基础的省份，也是“全国建立党组织较早的省份之一”[2]。苏维埃时期，安徽党支部在自我革命方面进行了一系列积极探索。目前，学界对安徽党支部进行一定的研究，但主要集中于1921-1927年大革命时期，而对苏维埃时期党支部的系统研究较少。有鉴于此，本文以党支部建设为切入点，对党支部的自我修复、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提高及其自我革命中的困境等方面略做探讨。

一、党支部的内外危机

自我革命是在安徽党支部面临存亡危机情况下进行的。1927年，第一次国共合作失败后，中国革命形势陷入低潮。安徽是国民党反共的重点区域，而党组织却处于软弱涣散状态，无法适应革命形势的转变。

当时，“由于省委没有切实的训练与指导，以致他们对一切莫名其妙，久而久之消沉散漫”，“省委却弄得大半年来全无办法，对中央又不以真相相告，对党员群众及下级党部则想起来就空骂，骂后就忘记，直弄得工作作不起来，威信树立不起来，许多同志要离开安徽，一切情形就常常糟糕，坐以待毙，整个安徽工作，已经是塌台现象”[1,p2-4]。

大革命失败后，安徽党支部面临内外两个方面的挑战。从外部看，国民党积极推行反共政策。安徽的白色恐怖尤为严重，各地党组织和革命群众团体遭到严重破坏，党员和进步人士被通缉或被捕，其他革命团体被解散[3]。

从内部看，因组织上不严密，党员缺乏训练，安徽党支部存在的弊病逐渐显露。安徽省临委的报告曾深刻指出：安徽党组织“过去的遗毒深，总还是太疲，不紧张，不积极负责任”。“一般知识分子的同志对党无形中也就冷淡了”，“是很模糊的”，“很难找到积极肯干的分子，即有一、二也少经验”[4,p192]。

为了适应苏维埃时期革命形势的需要，安徽党支部被迫进行自我革命。1927年12月，中共中央在给安徽的指示信中明确指出：安徽党组织存在“政治上的严重错误”，组织方面“虽经作了一次改组的工作，但因为没有经过群众的斗争工作，未能增加工农分子入党。亦未实行中央通告第2号所指示的‘党内讨论’，以致党的成分仍旧是90%以上为知识分子，百分之几的工农分子亦不是工农群众的领袖分子，各级党部完全留在失业的知识分子之手中。——总而言之，安徽的党，还没有具备共产党的雏形，政治上机会主义的主要来源，便在于此种组织上的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的成分”[5,p30]。

因此，在整个苏维埃时期，“中共安徽省党组织时建时撤，时分时合，变动频繁”。1927年5月，中共安徽省临时委员会成立。12月，中央常委会决定安徽省临委撤销。1928年3月，中共安徽省临委恢复。1929年5月，中共中央再次撤销安徽省临委。1931年2月，中共安徽省委员会成立。4月，省委机关遭破坏。5月上旬，成立中共安徽省临时工作委员会。6月上旬，又奉命撤销。此后至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全省未再建立统一的党的领导机构[6,p1193]。

二、党支部的自我修复

自我修复是通过深刻把握所处时代和面临的内外危机，寻求突破，以实现党组织不断改造和重建。1927年“八七会议”后，中国共产党进入武装斗争、建立根据地和开展土地革命的苏维埃时期。党组织必须进行调整，才能适应新的革命形势。1927年11月，中共中央指出：目前“许多大工厂商店尤其是在乡村和军队之中，至今几乎没有党的支部”，应迅速“建立并巩固党的支部”，“特别注重支部工作，经过支部起群众的作用”[7]。安徽党支部的自我修复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 党支部数量和党员人数逐渐增加

大革命失败后，安徽党支部大量减少。1927年8月，安徽党支部只有8个[4,p156]。但是，经过各党支部积极努力，安徽党支部逐渐增多，党员人数也增加不少。例如，1929年7月，安庆中心县委成立后，“一面恢复旧的支部，注意发展本身的工作，成立六个支部，同志三十多人，各支部尚能如期开会”[4,p325]。至11月，安庆党支部数量增加到11个，党员数量增加到43人。在桐城，党支部数量增加到31个，党员数量增加到275人。在潜山，党员数量137人，16个支部，4个区委，另有4个独立直辖县委；在庐江，“党员数量四十多人”，“支部共有七个”；在太湖，“党员数量五十余”，“支部数量五个，另外特支一个”[4,p328-330]。截至1931年3月，在芜湖，“有裕中纱厂，东门农民，长街店员、公职学生、市立一小女生，街道贫民六个支部，共有二十四个同志”，“宣城有七十多个同志”，“南陵有七十多个同志”，“繁昌有三十多个同志”，“无为有四十多个同志”，“广德有一百二十个同志”，“郎溪有三十多个同志”，“巢县、含山共二三十个同志”，“铜陵有十几个同志”[4,p303]。